前两天，我跟朋友讨论到“寒门是否难出贵子”的话题时，忽然就想起了一个人。
他就是李瑞环。
在江同志当年的班子里，李同志是一位很特别的人物。他出生草根，原本是一位木匠。既没有显赫背景，也没有拔尖学历，从最底层做到最高层，堪称史书级别的逆袭。
从他的经历里，我们能吸取到哪些人生的经验呢？
1992年，江同志在向记者介绍同事，左三为李同志。
01
李同志1934年，出生在天津宝坻的农村，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，家里穷得很。
穷到什么程度呢？
在当地，人们吃的粮食分成五个档次，最好的是白面，是可以包饺子的那种；最差的是掺杂了糠或麸皮的“粗粮”，是李同志家里经常吃的那种。他曾回忆说：
我有个二大娘，她时不时给我些玉米饼子或高粱饼子，放在火盆上烤烤吃。我对她非常感激。
当代人除非遭遇极端情况，否则很难拥有饥饿的体验了。因此，恐怕也很难理解，一个玉米高粱饼子，为何会让人一辈子记得。
由于家境贫寒，李同志在断断续续上完小学后，就被迫成为“义务教育的漏网之鱼”，在本应学习三角函数的年龄，只能在家学习种地和织布。如果照这个节奏下去，他人生最大的可能性，也就是继续当农民。
贫穷最大的罪恶，就是会限制人生的可能性；要跳脱命运的安排，有时必先跳脱出生地的安排。
到17岁那年，李同志或许感到，窝在老家怕是也没什么前途，于是和同村的几个伙伴一起去北京打工。
这是他命运的第一个转折。
起初来到北京，他没什么技能，只能当卖力气的小工，给木工队刨花。然而，木工队里也有伯乐。一个叫王锡田的工长见他干活还算灵巧，就对他说：你来跟我学木匠吧。
由此，李同志进入了木工世界的大门。他能吃苦、爱学习、手艺好，师傅喜欢，同行认可，渐渐地成为了一位优秀的木匠。
李同志在工地上。
不久之后，木工队乘着公私合营的东风，被编入北京第三建筑公司。李同志也成为了一名有编制的国营木匠，完成了从农民到工人的飞跃。
此时，大约是1950年代初，江同志已经当上了副厂长，朱同志从清华毕业进了中央机关，而另一位李同志早已在当时人人向往的苏联留学了。
02
当然讲这个话的意思，不是为了突出李同志的起点低。相反，他声名鹊起的地方“相当高”，谁也比不了。
那个地方叫人民大会堂。
1958年，已经是木工队长的李同志，迎来了他命运的第二次转折。
当时，新中国即将迎来十周年大庆。首都北京为此将修建十大建筑，人民大会堂是其中的重中之重。
周总理亲自定案，日后担任委员长的万里同志当总指挥，全国众多能工巧匠汇聚于此。
李同志带着他的“木工突击队”也来了。
周总理查看大会堂模型，左一为万里。
我记得小学课文里都提到过，为了赶上“大庆”，大会堂的工期只有短短的十个月。
施工过程中，工程指挥部要求木工队，在八天时间里制作一段200米长的屋顶外檐模板。如果按照传统的木工技法“放大样”，时间指定是赶不上的。
要不怎么说，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呢？
李同志利用刚刚自学的三角函数等数学知识，研发出一套“木工简易计算法”，取代了传统的“放大样”，只用三天时间就做出了模版。
经此一役，李同志名声大振，不仅成为了劳模，他的事迹还被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成了电影，名字就叫《青年鲁班》，里面还有爱情戏。
在那一年人民大会堂的工地上，红了两个劳模：一个是木匠李同志，另一个是铁匠张百发同志（后来成为北京副市长）。
两人成功引起了万里同志的注意，被视为他手下得力的“哼哈二将”。
不久之后，他们双双被从施工队长提拔成建筑公司的副书记，完成了从工人到干部的飞跃。
如果说人生有捷径的话，掌握一门有价值的手艺，成为这一门里的“高手”，其实就是捷径。
因为它可以是养家糊口的饭碗，也可以是飞黄腾达的基石。
李同志当木匠几十年，靠着勤学苦练，做成了木匠中的状元。
在中国紫檀博物馆，有李同志捐赠的亲手制作的家具。这些都是他在“文革”时，用树杈和劈叉为材料，一块块拼接而打造的，看上去“如同手工绘制般工整”。
有参观过的观众评价说：“现在的家具，哪有图案拼得这么漂亮的？”
03
李同志恐怕做梦都不会想到，他一个修大会堂的人，怎么有一天就变成了用大会堂的人了呢？
这就不能不考虑到历史的进程了。
趁着八十年代干部年轻化的春风，李同志被吹回了老家天津。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，为父老乡亲办事情，李同志显得格外卖力，干了两件大事情。
一件是引滦河水入天津，解决了喝水问题；一个是建设中环路等城市干线，优化了出行问题。
天津人民很高兴，李同志获得了极好的口碑，也吸引了小平同志的注意。
1986年是李同志的高光之年。
这一年的8月20号，邓公视察天津，他在李同志的陪同下巡视刚落成不久的公路干线。
相关资料是这样记载那天的场景的：
看到道路宽阔、长虹飞架，沿线休整一新的建筑，点缀其间的雕塑艺术品，成行的绿树，芬芳的花草赛过一座花园城。邓小平露出微笑，称赞道：“天津这几年的变化确实很大。”
从下面这张照片也可以看出，老人家看起来相当高兴。他后来还亲口对李同志说：
你在天津的呼声不错啊！
李同志陪同视察。
在选贤任能的机制中，一个人的平步青云，建立在一个“三明治”的结构上：上面是伯乐的赏识，中间是个人的能力，基层是民众的呼声。
邓公赏识的人，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，能干实在事。毕竟，他被称为改革的总设计师，设计师的蓝图需要有工程师来落地。
干工程，这个是李同志的强项啊！
但是，他此时的能力绝不止于此。
同一年底，国内的大学发生了一次不小的“风波”。事后，邓公发表了一次严肃的谈话。这篇谈话收录在《邓选》第三卷，其中点名表扬了李同志：
李瑞环在天津的讲话也不错。领导态度坚决了，就闹不起来了。
也就是说，短短数月，他就得到两次“最高表扬”。
于是，两年多之后，在一次更大的“风波”被平息后，李同志和江同志一样，接到了调往北京的电话。
04
在北京的十几年中，李同志是《新闻联播》固定报道的对象。不过，因为分管领域的原因，他的关注度不如朱同志。
实际上，他的知识水平相当高，特别是体现在他的讲话。
讲话的水平，反映智慧的高低。
众所周知，天津人都会说相声。李同志是自学成才，没有教条的影响，又多年在基层摸爬滚打，他的语言风格就自成一体，非常接地气。
比如，针对有的人觉得自己好得很，总拿别人的缺点和自己的优点比，盲目自大。李同志就说：
乌鸦和凤凰比屁股，都是那么脏，为什么不比翅膀，看谁好看？
再比如，谈到分配和共同富裕这样的政治经济学问题，李同志就用了一个简单却精妙的比喻：
你要想多吃西瓜，就得研究种西瓜，不能天天光是研究西瓜怎么切。
我看到他的这些比喻，就想起有一句话，叫“真佛只说家常话”。
在现实生活中我也渐渐发现，许多厉害的人，他不需要长篇大论，往往就是几句话，就能让你觉得醍醐灌顶。
这个真的是high level。
为什么能做到呢？
李同志的经验是，读书，而且要读哲学。他在自己的书里就写道：
哲学是“明白学”，许多事情只有学了哲学才能真正明白；哲学是“智慧学”，学了哲学可以使人变得聪明，脑子活、眼睛亮、办法多。
说到李同志的“明白”和“智慧”，就还要提到一次经典的问答。
那是在2000年11月，他来到香港，与各界知名人士谈笑风生。会后，李同志被急于采访的香港记者团团围住。
2000年，港记采访。
众所周知，香港记者非常刁钻。一名女记者就抢着问道：“您在讲话中强调了团结的重要，这是不是指香港人不够团结？”
不得不说，这种问法纯属挑事，现场气氛变得凝重起来。
哪知道，李同志笑了笑，反问女记者道：
如果我祝你身体健康，是不是指你身体不健康呢？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呀？
顿时，笑声四起，有的记者居然破天荒鼓起掌来。
05
2003年，李同志功成身退。
在临别的讲话中，他回顾了自己的生涯，对人们说：
我这样一个农民的孩子，一个普通的木匠，能在领导岗位工作这么长时间，能被提拔到这么高的职位，是党和人民培养的结果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。有人说这是空前的，即使不会绝后，起码也是少有的。
退休后，李同志将自己过去的讲话，整理成了若干本“哲学书”，有《学哲学 用哲学》《看法与说法》等等。
这些“哲学书”，没有艰深和晦涩的语言，没有深奥和抽象的思辨，都是用“大白话”在讲“大道理”。它们虽然出自一位老木匠之手，但雕刻的都是人生的智慧。
我读下来，真是很有收获，而且每次看都有新的感悟。
我建议你们，赶紧去学习一个。
然后不管现在干着什么职业，处在什么境遇，都要相信自己，还能更进一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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